一九二九年正月十五晚，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小街(当时属霍山县西镇区管辖)上，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地欢庆元宵节,忙着闹花灯。可是街西头的一间书房兼卧室里坐着七、八个年轻人,一点欢乐劲也没有。他们都是燕子河党支部成员，正在开支委会，为组织西镇武装暴动筹集枪支问题发愁。
他们的沉默已经持续半个多小时了。这时，一位身材修长、满脸稚气的青年实在憋不住了，说：“不行，我们就发动农协会去西镇事务所(即区行政机关)抢他们的枪。武装起义没有枪，那是白送死!”说话的是燕子河小学教师刘长青。他的发言显然是不成熟的，没有引起大家的反响。
又是一阵沉默之后，出身豪门、身任霍山县督学的汪维裕站起来说:“我们这些人投身革命为什么不能同家庭有所斗争呢?凡家庭富裕的党员，都要设法搞些钱。只要每人能捐一支枪的钱，我们组织起三五十人的革命武装是不成问题的。我家是燕子河首富，我自报捐10支枪、1000发子弹。”
“可你父亲是位善财难舍的老顽固呀!”以经商为掩护的支部书记刘仁辅斩铁截铁地说。
“这就看我们敢不敢往他心疼的地方戳，只要戳到他疼处，保险他舍得掏钱!”汪维裕这话是说自己的，但也是激发大家的。
“我看汪维裕的主意行得通。我们每个人除了从家里想办法以外，还可托亲靠友，转借些钱。只要有钱，买枪支子弹不成问题。”这是安徽农运临时委员会委员徐育三的发言。
“我表哥在武汉很有办法，只要有钱，我找他买枪没问
题。听说每支枪百块大洋。”汪维裕补充说道。
刘仁辅说，“我看就这样定吧,两个月之内由各党小组负责每个党员筹备一支枪的钱，多者更好。”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从燕子河到渔潭一带，传出了一个爆炸性新闻:“大财主汪少卿的少爷汪维裕昨晚在看灯回家的途中被土匪绑架，汪家门楼贴的票价:3天之内交银元1000块，过时不交，撕票!”
汪少卿家这时已是乱成一团。汪维裕母亲哭着怕她的独生儿子生命有危险，汪维裕新过门的媳妇杜晓春哭着怕心爱的丈夫受折磨，汪少卿自然也是心如刀绞，毕竟怕自己的独
生子被杀了啊!
正在这时，杜晓春哥哥杜晓谋来了，汪少卿一把拉住他说:“晓谋贤侄，你人头熟,找人帮搭一句话。1000块，我出!搭话的另给200块酬劳费，只要维裕平安回来!”杜晓谋推托了几句，最后还是满口答应。提着汪少卿拿出的1200块银元出了汪少卿家。
在刘仁辅家，一些党员也聚在一起议论着：“这是哪股土匪呢?要赶快向霍山县衙报告。汪维裕也是县衙官员，总不能不问吧?”燕子河小学校长徐守西向刘仁辅提议。
“就怕时间来不及，土匪要撕票。”徐育三焦急地说：“笃笃……”，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打断了大家的议论。刘仁辅打开门一看，惊奇地说:“你妹婿昨晚被绑票啦，你知道吗?”
敲门的是七村党小组长杜晓谋。他进屋后把一箱银元往地上一放：“快去赎票吧，钱我都搞来了，就是从那个善财难舍的老顽固手里搞来的。”
“叫谁去和土匪搭话呢?”刘仁辅又为难起来。
这时，又传来一阵敲门声。刘仁辅一开门，进来的正是要赎回来的汪维裕。
大家几乎同时喊出:“你怎么回来了?”
“我料定10根钢枪的钱搞到手了，怎么不回来?”汪维裕兴奋地说。
杜晓谋打开箱子说:“我也算搞到两支枪的钱了。卿翁另给了200块酬劳费。你们数一数吧。”
刘仁辅问道:“你们俩在搞什么鬼?”
杜晓谋指着汪维裕回答说:“他和我演了一场《周瑜打黄盖》，可主意都是他出的。”
这时，大家才明白事情的原委，放声大笑起来。燕子河党支部经过3个多月的筹集，在武汉购买了30多支钢枪和2000多发子弹，并造了一些刀矛、土枪，秘密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于1929年11月发动了著名的西镇暴动。(乐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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