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的转变，各种惠民便民政策全面实施，社区在城市治理和民生服务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各项工作不断下沉，加之很多部门借“属地管理”之名，只压责不赋能，社区党组织作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神经末梢”，自身“行政性”属性也越来越强，屡屡因诸事庞杂陷入“万能社区”的行政化问题之困。
城市社区处在“压力型体制”的最底端，承接着上级部门摊派的大小任务，各种考核检查和签订责任状等等。在中央提出为基层减负的背景之下，社区面临自上而下的压力依旧难以消减，一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下达的行政性事务、临时性工作任务多。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把本应自己承担的工作通过会议或文件形式转嫁给社区，严重偏离了居民自治组织的本质属性和为民服务的建设初衷。二是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政府部门将业务向下延伸，很多职能部门往往是“一个仪式、一块牌子、一回检查、一次考核”，就把本属于自己的工作任务转嫁到社区。三是部门单位临时性任务严格且紧迫，台账留痕问题突出，有的台账除纸质外,还要电子版,有的台账要分日报、月报、季报、年报,名目繁多、交叉重复。四是社区“万能章”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许多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居民办理业务时要求社区出具证明并加盖印章，涉及户籍、金融、司法、住房、教育等，这些都弱化了社区自身职能，分散了社区服务精力。
社区党组织行政化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和服务效能，是制约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矛盾。减负增效，瘦身除痕，是彻底解决社区党组织行政化问题的关键。那么减负困境该如何破解呢?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找准部门职责定位。各职能部门应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属于自身职责范围的工作要切实扛起责任，杜绝“社区是个筐，啥都往里装”，避免不合理任务转嫁到社区。二是建立准入机制，推动实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归口审批”。厘清社区职能清单和负面清单，社区职责范围外所有相关组织机构、工作任务、检查考核、社区挂牌等均需准入审批。确需社区协办或委托主办的工作事项，要严格遵守审批程序，保障社区事务管理责、权、利统一，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三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的有效对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利用闲置资源和专业优势，扶持和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注重挖掘和培养各类社工人才，全面整合资源助推社区建设。四是建设公共信息平台，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和为民服务水平。依托云平台、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建立完善城市信息共建共享工作机制，明确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推进路径等，努力提高智效化服务水平。五是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居民群众提供多元化服务。建立以社区党群服务设施为主体、公共服务设施为配套、便民服务网点为补充的社区服务网络，健全行政机制、自治机制和市场机制互联互补的社区服务供给方式，让社区特殊群体的需求得到保障，居民群众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得以满足。
总之，推进社区党组织“去行政化”，重点是解决社区冗余行政问题，让社区腾出更多时间、精力、资源为居民群众服务，达到减行政之冗、增服务之效，让行政归位、让社区党组织归民的目的。(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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